一、
我下楼的时候，许掌柜还在楼梯口站着，没挪地方。
木板在我脚下又吱呀响了一串。这次响得比上去时闷，因为楼梯上的水渍还没干透。许掌柜的目光跟着我从第七级走到第三级，然后他清了清嗓子——那个声音里没有痰，是干的——干到收着嗓子。
"看完了？"他问。
"嗯。"我应了一声，没停。
我没有加快，也没有放慢。脚下踩着那种铺子后厨伙计的木屐步子——既不像逃也不像游，是洛阳老街上最寻常的布鞋声。我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先抬眼看天，再低眼看台阶。
台阶上还有那盆暗红的脏水。水泼在第三级石阶的下沿，顺着石板缝往街面流，被日头晒出了一层薄薄的干膜。没人来收。
我穿过去。许掌柜没跟出来。
走出五六步之后我停下来，回过头。我没有看许掌柜——我看的是客栈门口那一截横木。横木上挂着一盏还没点的灯笼，灯笼底下压着一张新的封条，封条上的字写着局子里的例行语，盖着红印。但那张封条贴得很不正，左边翘起了一角，像是被人揭起来又重新糊上的。
我没有走过去揭。
"许掌柜。"我说，"周客官的东西——行李什么的——怎么处理？"
许掌柜的表情又出现了那种细微的变化。这次的变化比刚才明显一些——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要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"还没有处理。"他说，"等局子里来了人再说吧。"
"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书信、账本之类的东西？"
"没有。"这个回答来得太快了。快到我几乎能确定许掌柜在撒谎。一个住了至少一两天的客商，不可能连一张纸片都没留下。就算没有书信，起码会有住店登记的名帖——这是洛阳客栈业的规矩，外乡客人必须登记姓名籍贯。许掌柜说"没有"两个字时，喉结动了一下——卡在喉头，没往下走。
"那就好。"我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我走出三步，听见身后有人轻声咳了一下——不是许掌柜，是楼上。许掌柜听见这一声，身体往前倾了半寸，又立刻收回去，装作没事。
我没有回头。
二、
我刚走出侧门，那个泼水伙计就从门里追了半步出来，手里还端着半盆脏水。
"沈老板——"
那年轻伙计只喊了三个字，就被许掌柜在里头重重咳了一声。
伙计肩膀一缩，连忙改口："台阶滑，当心脚下。"
我回头看了他一眼。那伙计二十来岁，鼻梁上沾着一点灰水，眼神却慌得很——嘴唇张了一下又抿住。
我的目光往他袖口一落。袖口里夹着一点白，薄——边有毛，被水泡过，软塌塌地贴在布上。伙计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慌忙把手往盆沿后缩。那一点白纸随水晃了一下，露出半个墨点，又立刻不见了。
不是银票，也不像书信——薄，没折痕，纸边泡软起毛。
我没有伸手去要。许掌柜就在门里，咳嗽声还压在楼梯口，二楼那条门缝后头还有一截没退干净的影子。现在伸手，纸未必拿得到，阿泉先得被按住。再说阿泉二十来岁——我若把这张纸从他手里当街夺走，他今晚就出不了永安栈。
我只看了一眼，像没看见似的转身。
我走得不快。快了像逃，慢了像心虚。我只能按平日逛铺子的步子，一步一步往外走。
我走到门口时，听见二楼那扇门被人从里面很轻地扣了一下。
一下。
三、
我没有回墨香斋。我沿着城南的街道走了一圈，路线没有任何规律——左拐进一条巷子，右穿过一片空地，在一个卖旱烟的摊子前停了一会儿，买了一包烟丝——我自己不抽，是买给父亲留着的那杆烟斗用的——然后继续走。
我在绕路。
父亲教过我：若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，别急着回家。先绕两条街，停一次，借水面或玻璃看身后。
走到南门附近时，我在一家剃头挑子旁停下。挑子这头火炉还燃着，铜盆里的水冒着白汽，一个老头正歪着脑袋让人刮脸，剃刀在腮边沙沙响；那头的工具凳上摊着磨刀布和一条围布，角上沾着发茬。我低头借铜盆里的水照了一眼。水面被风吹皱，只映出半条街和一个挑担卖菜的背影。那人走得不紧不慢，我一停，他也停在了糖水摊前。
再远一点，有个穿西装的人从铺檐下走过，步子跟旁边赶路的人不一样——中间断了一拍。
我没有再看第二眼。
我想起周敬亭昨天进门时扫过铺面的眼神，目光从柜格、后门、油灯一路擦过去，是来过不止一次的人的眼——哪里好翻、哪里好堵，踩得熟了。
我又想起今早出门前自己站在门缝里看见的那一幕——周敬亭走过巷口那个靠墙根的人以后，手往长衫内侧口袋缩了一下。夹纸就在那个口袋里。那人没拦他、没搜他、没动手，却站在那里等他走过去，像在确认：这个人身上带着他们要的东西，并且刚刚在墨香斋把它亮出来了。
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灭口，巷口就是最好的地方。可他们没动手。他们放周敬亭回了永安栈，又在夜里去了。
白天那一下不是灭口，是核对。先核对，后动手。
回到铺子的时候已经是午时过了。我把门栓插好，转身去倒水。水壶是早上福伯灌满的，这会儿已经不烫了，我倒了半碗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发现碗里有一根细细的头发——不知道自己的还是别人的。我把那根头发挑出来，捏在指尖上看了一会儿，扔到了地上。
然后我才把昨天那份摹本从抽屉里取出来，铺在八仙桌上。
第一件：在摹本的空白处补了一条记录。
民国十六年六月初五。永安栈。周敬亭卒。门缝见血迹于床脚，室内翻动痕迹明显。绢帛不见。掌柜阻拦入内，未报官医。
我停了停，又补了一句：
行李内似少薄夹纸一张，伙计袖口见纸角，未取。
写到"未取"两个字时，我笔尖停了一下。袖口里那点白纸角还在眼前晃。
第二件：我把蓝布簿子重新翻开，翻到最后那一页——父亲用工整笔迹抄写的汉墓异常记录。我又读了一遍。
"洛陽北郊數處漢墓，近歲多有擾動。土色異常者三。其中一處封土平整過度，非自然塌陷。疑為早年開啟後回填，回填之工極細，非盜墓者所能為。"
读完之后，我没有立刻合上簿子，而是翻回前两页之间，看了一眼那张残拓。灯下仍是一片模糊，什么都读不出。
周敬亭的买地券写着北邙山。父亲的残拓也像是指向北边。两张纸隔着不知道多少年，此刻摊在同一盏灯下，中间隔着的空白让我觉得手心发潮。
非盗墓者所能为。——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，我还说不准。
我把摹本和残拓分开放了。摹本仍压在抽屉里，残拓却被我取出来，夹进了贴身的里袋。
残拓贴在胸口，薄得几乎没有分量，隔着衣料仍能感觉到纸边的折痕硌在肋骨上。可我满脑子转的不是这两张纸。
是阿泉袖口里那点白纸角。
许掌柜说周敬亭"没留下任何书信"——可一个住了两天的客商，连一张纸片都没有，不可能。屋里那张被翻得最仔细、却没找到的东西，和伙计袖口里那点纸角，会不会是同一张？
灯芯矮了半寸。我坐着没动，盯着那点火苗——明天得想办法，单独见阿泉一面。
门口那封条，左边翘起的那一角，我是在补完记录的间隙才想明白的。
张贴的人揭起又重新糊过——是在等一个能看懂的人，让那张封条被看见，又不被掀开。
许掌柜懂。他没揭，也没撕。
可阿泉呢。